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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王朝一段持久繁荣的黄金时代，当属万历皇帝“亲政”后的三十八年。
这三十八年里，虽说万历帝大多数时间，都在躲猫猫“怠政”，群臣们也拉帮结派狠掐，朝堂上荒唐事一箩筐，但毕竟继承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雄厚家业，国民经济依然高速发展，从繁华的商品经济到“万历三大征”的霸气武功，乃至百花齐放的科技文化，桩桩撑起后世国人的骄傲。这样一个“万历中兴”的时代，正如“血烦”明朝的武侠大师金庸，那声服气好评:“(万历年间)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”。
但叫人唏嘘之处，也正在于此：为什么这样一个拥有“万历中兴”辉煌的大明朝，坐拥如此“先进富强”的家业，却为何会随着万历四十八年“萨尔浒战役”的悲催战败，国势就骤然一路走跌，各种天灾人祸一股脑砸来，把这之前还“中兴”的大明朝，彻底“砸”进了亡国的深渊里。从强盛到衰亡，“反转”为何来得如此快?
或许，下面这几桩“万历中兴”时代，煌煌史册中着墨不多的奇怪现象，却能给这个问题，一些发人深省的答案。
奇怪现象1：外贸发达，国库空虚
“万历中兴”年间，万历皇帝总是在“哭穷”。可要让那些造访明朝的“外商”们听到这哭穷声，却定然大惑不解：你们外贸这么发达，怎么还会差钱?
“万历中兴”时的外贸财富有多惊人?以西班牙史料的记载，单一个菲律宾马尼拉，万历年间没见就有200万比索银币输入明朝，加拿大经济学家弗兰克估算说，整个万历年间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，都被中国人赚走了。当时的欧洲商人，还为此发出了一句羡慕吐槽：“中国皇帝(万历)完全可以用白银砌一座宫殿”。
这话要让万历听见，不知得什么感想：朕修个宫殿都差钱，你还要朕用白银砌宫殿?
但这景象，才是一桩咄咄怪事：别看明朝外贸赚尽全世界的钱，但“万历中兴”年间的大明朝廷，却真收不来多少钱。几个海港的关税收入，每年也不过三四万两白银，一边是白银汹涌而来，一边是大明国库空虚，穷得掉渣。为何会有这怪事?政策体制等方面原因很多，一个直接原因，却是实实在在：走私泛滥。
比起“嘉靖大倭乱”时代刀头舔血的走私买卖来，“万历中兴”时的走私，却是“和平”套路：官商勾结。以《明经世文编》《泾林续记》等史料记载，在当时外贸繁荣的广州，老实纳税的商人，无不受尽官府盘剥。反而是那些走私船舶，只要给官府交足“保护费”，就能打着“合法”旗号捞钱，一艘走私船至少赚数万两白银，“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”，其他钱财全被各级官吏层层扒皮瓜分。
发展到“万历中兴”晚期，诸如广州这些黄金口岸，早已形成了一整套“配合默契”的腐败系统，一级级给走私团伙打保护伞。哪怕七品芝麻县令，也能“盖安座而得，无薄书刑杖之劳”。简直是躺着数钱花。大明朝的历任两广总督，更是赚得盆满钵满，单是万历年间的两广总督何士晋，四年间就从这“配合默契”的操作里，狂捞白银三四十万两。再有钱的王朝，也经不住蛀虫们这么吃啊!
可这些蛀虫，何尝不是“万历怠政”养出来的恶果?
奇怪现象:2：“奇葩奏折”泛滥
“万历怠政”最严重的几年，缺了的官都不补，以至于六部尚书缺了三个，六部侍郎缺了十个，言官御史缺了九十四个，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级别官员缺了六十六个，简直各级衙门都缺官。在职的官员们，一人扛好几个岗位是常事。那他们是不是都很忙?嗯，忙着写奏折。
写奏折这事，自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，就是高度重视。明朝官员写奏折，原本有严格的格式体例要求，说几件事就用几句话，坚决不能讲废话。明初名臣茹太素，就曾因奏折废话太多，被朱元璋打得死去活来。可倘若朱元璋看到“万历中兴”年间明朝官员们的奏折，恐怕会扛起几米长大刀在路上：“万历中兴”时的另一桩咄咄怪事，就是这每天扎堆的“奇葩奏折”。
有多“奇葩”，首先出名的毛病，就是又臭又长。明太祖年间，茹太素那篇“招打”的奏折，也不过一万七千来字，放在“万历中兴”年间，不过是小儿科。哪怕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啰嗦个上万字都是常事。稍微有点大事，奏折写起来更如开闸洪水。比如平定播州之战后，主帅李化龙上的《叙功疏》，一口气写了六万字。
比冗长字数更坑的，却是内容不着调。“万历中兴”年间的明朝大臣们，写奏折一个赛一个有才，气势磅礴的排比辞藻信手拈来，各种大段引经据典的典故，更是洋洋洒洒。还有人喜欢用生僻字词，不弄晕读者(万历)决不罢休。可这类奏折主题是啥?比如万历十九年侯先春的《安边二十四议疏》，全文几乎每一段，都是或对偶或排比，“写作技巧”相当成熟，可该怎么“安边”，读来读去，依然云山雾罩，没几条靠谱办法。
如此风格，正是“万历中兴”时“奇葩奏折”的缩影，其雷人风格，正如同时代的一句吐槽：“言武备则赤手空拳，言文事则陈词俗调”——就是不靠谱。
这么又费力又不靠谱的东西，当时的官员们为何如此流行?人家算盘精明着呢：万历皇帝怠政，官员们也各个尸位素餐，但样子总要摆好。一篇“奇葩奏折”写好，就是“辛勤工作”的遮羞布，里面几句云山雾罩的段落流传起来，还能给自己刷知名度，等于是合理合法的偷懒。于是大明朝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行政效率可以想。
这坑国的效果，正如近代学者许同莘的一针见血：“历代文章公牍之弊，及国家受士大夫之害，无过于明人者。”确实，打着冠冕堂皇名义的懒政，后果，往往与贪腐一样可怕。
奇怪现象3：城市繁荣，灾没人救
“万历中兴”一大亮点，就是繁荣的城市经济。外国传教士笔下的苏州广州福州杭州等明朝城市，把欧洲各国都看得眼热。万历年间大学士于慎行也曾感慨：北京城里卖油盐酱醋的小贩们，都常见有百万身家，比他这个“阁老”都有钱。那是不是万历年间的大明各地，都是这么繁荣?万历四十四年，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的《饥民图》，却揭开了触目惊心真相。
陈其猷，进京会试的举子，他从诸城到北京城的这一路，恰亲历了山东大地饥荒遍布的惨景，然后把他看到的一切，都绘在《饥民图》里。在《饥民图》一字一泪的序言里，陈其猷更发出了悲愤的呐喊：出诸城出发离家二十里，满眼就是饿殍遍野的景象，甚至“人相食”这类末世惨景，当地都已司空见惯。可不远处的北京城里呢?依然到处是“声歌诱耳”“繁华夺目”，触目惊心的灾荒，在各级官员眼里，竟是“漠然不相关矣”。
看一下地图上的距离，就可以脑补这样的场景：山东大地上饥荒席卷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可北京城里却觥筹交错，官员士子间的饮宴，每一场都极尽奢华。灾民如何?灾情如何?没人知道，也没人问。这，就是“万历中兴”时代，细思极恐的景象。
而陈其猷所描述的景象，当时并非孤例，《明经世文编》里就记载了大量万历年间“灾情荐至”“民食土矣”“(难民)东西顾而不知所往”的景象。但是朝堂之上，无论怠政的万历还是互掐的群臣，却始终不见有多么重要的反应，更不见大明朝有多么紧急的赈济。繁华的“万历中兴”时代，明王朝的灾情预警能力，乃至国家的抗风险能力，就在这满朝的“磨洋工”间，无情降到冰点。
再比照接下来，晚明灾害四起，民乱四起的景象，万历年间的这些“灾异”，是多么触目惊心，亦多么发人深省的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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